9月8日至12日，云南省540多名党政官员分批聚集在滇池岸边的省委党校，参加“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，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专题研讨班”，以孟连“7·19”事件为案例，深入反思，引为镜鉴。（9月17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
    孟连事件的发生，令云南官员震撼，他们的心情是沉重的，某些思考更是发人深思。比如，一位与会的县长就发出感慨：“基层有多少权力？好资源好部门都是上边管着，我们缺少治县的资源。”“县级党政以有限的权力承担无限的责任。”乍一听，这位县长是在诉苦,说县官“无权”，反过看就等于开口向上“要权”。在人们心目中，“要权”往往是负面的东西。然而，这位县长的“无权论”却引发了共鸣。据报道，有些与会者认为“县级党政部门是社会矛盾的交织点，好资源、好干部应该向县里倾斜，权力与义务要对等”。

    细想之下，这位县长的“无权论”也是实话实说。时下一个县的县官，除了有限的地方财政权之外，很多权力已不由县里管理。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，体现县权的税收（国税）、质监、工商、药监、国土、气象、公路等职能部门先后垂直管理；银行、保险、电信、供电、烟草等带有垄断企业性质的机构更早已条条管理。至于人事权，除上级核定编制外，“五长交流”制度，事实上已将县的人事权收归上级。即使是“财政权”，在贫困地区，除了公务员教师工资及日常政府运作开支外，其余也所剩无己，谈不上有什么权。笔者长期供职于县级机关，对此有着切身体会。

    县官们最头痛的是什么？计生、环保、征兵、社会治安、扶贫济困、社保、公共安全、公共卫生以及信访，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“硬任务”，完成起来困难不小。一旦再有群体性事件，或有重大安全事故发生，县官们第一反应就是心惊胆颤，束手无策。这种状况与“治权”削弱不无关系。

    权力与责任应该是对称的。权力有多大，责任就应有多大。治好一个县，既靠法律法规政策，靠官员们的智慧与献身精神，也要依托一定的权力。要使有限的权力去承担无限的责任，当然是矛盾的，也是难以实现的。云南县官们在反思孟连事件中发出的“无权论”，实际上暴露出当前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。

    诸多职能部门垂直管理，权力被上级收回，有其历史原因。过去的县，县官权力很大，在上级的监督约束力有限的情况下，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和滋生腐败。因此，为减少和防止腐败，对某些治县权力上收也不是没有道理。

    那么，时下县官向上要权是否会重蹈旧路呢？笔者认为不会。因为治县之权出现腐败，根本原因乃在于公众监督不足，舆论监督乏力。时下，舆论逐步开放，尤其是互联网普及，公众投诉有门有路，诸如咨询会、听证会、公示制、招标制及选举的票决制等制度不断推进。在监督渠道越来越多，监督机制日趋健全的情况下，一个县官要干违法乱纪的事也不会像过去那么容易了。当前，按照“财权与事权一致”、“责、权、利相结合”的原则积极推进基层行政体制改革，恐怕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基层政府应对、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（亦 菲）来源：新华网